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行動沒有領袖、沒有領導組織、沒有「大台」，而除了傳統傳媒和網上媒體的消息散播外，參與的群眾更多是通過網上平台傳遞動員和行動訊息的。

身份認同政治

在6月9日和16日的100萬及200萬人的兩次大型示威遊行當中，沒有出現「公眾面孔」（public faces），即可代表群眾的領導人物和發言人。

發起的民陣組織幾位代表，都是不起眼和不知背景的年輕新人，他們的作用，只是代理人（agent），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宣布示威的集合時間地點、遊行路線和終點地。大家熟悉的泛民議員和政治人物、社會運動組織人，以至近幾年由冒起到消沉的激進領袖，都只是零散地出現在人群裏，成為無人注意的參與者。

數以千萬計的年輕人在6月12日佔領金鐘各道路，發展成為暴力衝突事件，以及在6月21日圍堵政府部門大樓及警察總部，跟着的間歇性圍堵行動的參加者絕大部分都是戴上口罩，遮掩了面孔。曾經出現的幾位泛民議員只是短暫地扮演了勸說和平及讓路給救護車的中介角色。

沒有公眾面孔，又看不見面孔。因此筆者稱之為一場沒有面孔的群眾運動。

說是「沒有面孔」，只是從傳媒影像及觀看者的角度，以及從面貌外表而言。但在參加者的心中和認知思維中，他們都是有「共同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個體，也是眾群體的成員（members of groups）。美國史丹福大學的福山教授（Francis Fukuyama）在他最近的著作《身份認同》（Identity）一書中，指出二十一世紀的相當多的群眾運動都是由身份認同所界定——「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他所說的是基於國家、宗教、種族、性傾向、性別等的身份認同（identities），是由於眾多個體所組成的群體要求當權者和社會其他群體認可他們的價值。

參加兩次大型示威遊行的群眾絕大多數都坦然以真面貌出現，雖然沒有公眾面孔，也沒有具很強組織力的傳統型主辦團體（如以往的泛民政黨、支聯會、民陣、教協等，都有合作和分工等組織安排），但基本上仍是繼承自八十年代後期以來的群眾運動模式——守秩序、和平、有耐性、自動自覺、不弄髒街道等等。

參與9日的遊行人士都帶着激憤，但在16日，因特首已在早一天宣布暫緩修例，示威群眾顯得因取得初步勝利而有點興奮，並因要繼續爭取而顯得昂揚。參加者跨階層、跨年齡，通過傳統傳媒、各種各樣的網上和社交媒體，以至親友等取得訊息而前往參加。

緊接着和平理性的大型示威遊行之後的，卻是相對較小規模的佔領╱圍堵╱衝擊行動。

6月12和21日行動的參加者，絕大部分都是戴上口罩的青少年，相信是準備應付催淚彈，並避免將來警方認出身份而拘捕；一些參加者都公開在傳媒和社交媒體承認不想付出坐牢的代價。近日又發展到數十人至數百人（大部分都是戴上口罩的青少年）到處堵塞如稅務局、入境事務處等政府部門。

新型示威模式

美國等西方政治科學學者【註】研究自2011年9月「佔領華爾街」起一系列在世界各地的示威╱佔領╱圍堵╱衝擊行動事件，提出了以下的幾個特點：

一、電子媒體作為組織媒介

香港近日來大大小小的佔領行動的參加者，基本上是通過Telegram和連登討論區兩個網上平台傳遞訊息，提出行動點子（如「到添馬公園野餐」、「接放工」等等）；如果有數十人或以上表示支持（推post、push），就可成事。在現場時要轉移到其他地點、做什麼、是否及何時退場，也是用這種網上「投票」的方式進行。

二、結構鬆散的個人化行動

即是去中心化，沒有組織性的集中和領導。參與者是為了表達個人的不滿、希望、生活方式等。

香港上述兩個網上平台的網民都服膺於「目標一致、各有各做」（「各自爬山」），「各自努力，勇武有勇武、後勤有後勤、文宣有文宣……」，要走要留各自決定，互不攻擊責罵；只要有足夠人數（起碼數十人）就可成事，成為這數十人的個人化行為。

三、行動高度靈活

Telegram眾群組和連登討論區的網民經常引用李小龍的武術哲學思想和人生哲學的經典名句：「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Put water into a cup. Becomes the cup. Put water into a teapot. Becomes the teapot. Water can flow or creep or drip or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即採取的示威行動要如水一般，靈活變化，適應不同情況與環境，柔軟而又剛強，可進可退。

四、國際城市公共空間為舞台

2011年上半年在中東各地發生的「阿拉伯之春」示威行動，尤其是埃及開羅的解放廣場上百萬人的集結佔領行動，啟發了美國的左翼分子在當年9月的「佔領華爾街」；一個概念、口號（We are the 99%）、hashtag（#OccupyWallStreet）通過Facebook、Twitter蔓延至美國和歐洲等各大城市，發展成為「到處佔領」（Occupy Everywhere!）行動。

這些佔領行動大都以國際城市的公共空間為場所，因為可以引起國際傳媒的報道，令世界各地的社會和政府注意。佔領的包括空間和時間（其他人觀看這些行動，以及生活受影響的時間）。

香港近日的部分示威者到處佔領，並呼籲G20國家領袖、美國國會等介入，正是充分利用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特點，引進外國勢力干預了。

暴力邊緣論

香港的「勇武派」示威者鼓吹「將抗爭行為推向暴力，但又唔會達到暴力」。戴上口罩以游擊方式到處流竄，圍堵政府部門大樓及警察總部的參加者的行為，正好說明此點。他們甚至不惜干擾其他市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要癱瘓政府部門的日常運作，反而振振有詞，騷擾及以粗口辱罵市民和公務員。這可能已成為香港「勇武派」示威者的特點，令愈來愈多港人厭惡，促使社會輿論轉向。

香港今次的新型示威模式其實是來自美國、歐洲、中東等地自2001年以來的群眾運動的實踐經驗與方法總結，其參與者並寫成一些行動指引小冊子為世界各地參考。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建制派、泛民派和中間人士）都須要正視，並深入研究現時在香港出現的新型示威模式，以及眾多青少年參加者的心態和思維，以便商量有效的對策，否則這種抗爭方式成為了本港社會的「風土病」，隔幾年因某些事件刺激，又爆發一次大型動盪，香港前景堪虞。

註：如Lance Bennett & Alexandra Segerberg提出了「連結性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理論。Jeffrey Juris及Saskia Sassen提出的「國際城市的集結邏輯」（The logic of aggregation in global cities）等等。

(原文刊於 2019年6月26日《信報‎》時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