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申的一連串示威，顛覆了過去遊行、集會、佔領的模式，在明顯有組織(Organized)之時，同時強調去領導（Decentralized），沒有形相(Formless)，但有區別對待的目標 (Discriminate)；這在過去及其他地區都不曾出現。此文希望梳理自6月以來所出現的這種新型的FODD群眾抗爭模式。

FODD

遊行示威可見到時間、地點，以及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機構，例如在6月16日由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提出在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政府總部。這是一場有組織(Organized)的示威。

同時，在提出具體指令及訴求時，主辦單位卻沒有得到所有民眾的授權，例如民陣取消不了6月17日的集會，曾領導2014年「佔中」（又稱「雨傘運動」）的黃之鋒於6月22日包圍警察總部現場提出走或留的公投，被在場人士反對。兩所大學學生會在7月因不能代表所有示威者而拒絕與特首林鄭見面。我們見不到任何所謂「領袖」及說服型領導，可見這模式是去中央的（Decentralized）。

有別於2014年「雨傘運動」，這次運動沒有長期佔領一個特定地點，沒有特定形相（Formless）。示威者借用著名影星李小龍名言「 Be Water」-- “像水一樣無相無形。 如果你把水倒進杯子裡就會變成杯子狀。 你把水倒進瓶子裡就變成了瓶子狀”。因此，當遇上警方清場，示威者會在一輪抵抗後散去，例如每次示威都要趕在港鐵尾班車前離開。7月21日衝擊位於西環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後，在警方到場前撤至上環。

然而，這種有組織，去中央，無形相的示威衝擊，所針對的對象卻是有差別的，例子就是在7月1 日衝擊立法會大樓破壞時，示威者沒有毀壞港英時期立法局主席畫像、塗鴉議員坐位只塗鴉親中議員坐位。另一例子是，7月14日當大型衝突發生在商場時，商戶櫥窗沒有被破壞，及後示威者向商場業主表示不滿時，包圍了商場接待處及其職員，而非商戶或整個商場。因此，此新型示威的目標是有差別(Discriminate)的。

以下會討論這個去中央化，沒有領袖行動的特徵，條件及限制。

特徵：

一 · 通過網絡即時協作

示威者通過不同媒介連繫互動，組織行動，發展出多個各自爲政亦互相依賴的網絡。

他們透過社交平台，例如連登討論區和Telegram，建立通訊網絡，提供討論平台，提出並商議行動方案，作出決策。在社交平台上，示威者可以匿名討論。示威者會根據貼文內容的水準而決定回應與否（例如連登上的正評、負評功能和將無意義貼文「沉底」的呼籲），這與發言者的個人背景並不相關。這允許來自不同階層，而具有相同目標的人聚在一起，發揮協作能力。

示威者通過協作，直接參與討論，共同決策，創造了一種氛圍 — 每個人都在貢獻社會運動，發揮作用，獲得在制度化政治參與中得不到的滿足感。

從連登轉介到Telegram群組

二 · 去中央化 

這個去中央化（俗稱「無大台」）和非制度化的動員模式，沒有由上而下的領導，欠缺組織和政黨牽頭。

有多個原因導致自發的社會運動。一方面，近幾年來許多政治抗爭領袖都遭到起訴，因此現時沒有人願意承擔「公民抗命」的代價。另一方面，對既有政治領袖和組織的不信任，自雨傘運動起在社會蔓延。示威者認爲沒有人有能力領導群眾，而意圖領導群眾的人，必定另有所圖，為自己爭取政治回報。這種對代表的不信任，令以往「參與諮詢—街頭抗爭—挾民意要求政府對話」的社會運動方程式失效。

在Telegram裏，除了一些「公海」群組之外，有各種以地區和單一行動劃分的小組。在各群組中，有些管理員和核心成員擔當不同角色，例如對內的協調者和對外的傳話人。然而，這些核心成員並非受到群眾追隨的領袖，只是一些可隨時取代的管理者。即使示威者缺乏中央化的組織，但找到尋找共識的方法，例如討論平台的投票功能。

總括而言，示威者中沒有自上而下的領導。示威者可以自由表達訴求，發起行動，尋求支持。當其他人和應，相同想法的人就會自然聚集起來。故此，中央化的組織和機制雖然消失了，示威者卻找到達成共識的新方法。

三 · 善用資源

在抗議期間，示威者充分運用各種資源，分工合作，有著不同的角色，並非每個參與示威的人都在衝突最前線。有急救訓練的學生自願到急救站協助，有人負責供應物資，同時有人負責宣傳工作，製作刊物，持續向香港各區市民派發傳單。文宣組不斷製造電子和實體刊物，以貼近不同年齡層的口味，並模仿各種風格的設計。

他們在過程中具有解難能力，並有效地分工。示威者之間分享資訊，利用社交網絡傳達訊息。例如他們使用GoGetFunding進行眾籌，設計和發布全球廣告僅需兩天的準備時間，便將各種文章和影片翻譯成不同語言，參與者是來自不同機構、互不認識的專業人士，在網上合作的效率奇高。

四 · 學習和應變

示威者具備應變能力，懂得從行動中學習。他們不斷發起新的行動，迫使政府回應他們的要求。他們了解公眾支持、民意的重要性，示威者學會反思，形成反饋學習圈，能夠迅速回應社會反應，從而更變示威方式。

6月下旬，數百名示威者嘗試癱瘓政府運作，阻塞稅務大樓。此舉令一些市民怨聲載道，認為對他們造成不便。6月24日晚上，一百多名示威者聚集在立法會示威區，舉行檢討大會，反思行動。有人認為行動事前沒有足夠的宣傳和溝通，有人認為大家對不合作運動有不同理解，導致癱瘓政府運作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圖片來源：獨立媒體，2019年6月24日 連給：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5137

不久之後，一些示威者在連登和Telegram上發起了一個「道歉團」。6月25日，大約10名年輕人站在稅務大樓外面鞠躬並散發傳單，向公眾道歉。 傳單的設計和印刷都是在一天內成功完成的。

五 · 全球性關注

示威者積極引起全球關注，吸引國際傳媒報導香港的情況。6月下旬，示威者希望趕在G20峰會前刊登各國報章頭版廣告，以喚起國際關注香港現況。網民透過連登發起了眾籌，並在9小時內籌集了670萬美元，在9個國家的12家報紙上，發布了「與香港同行」（“Stand with Hong Kong”）的廣告，其中包括美國的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英國的金融時報，以及德、法、加、澳、日、韓等國報章。此外，示威者一直尋求國際關注。他們將信息傳播到外國網絡平台，如在Reddit和Twitter上廣傳香港的示威情況。

來源：LIHKG討論區（連登），2019年6月10日

來源：LIHKG討論區（連登），2019年7月2日

條件：

這種新抗爭運動模式需要以下的條件。

一 · 從運動中學習

示威者從雨傘運動中學習，了解獲取民意的重要性。他們在評論或社交媒體中取得公眾反饋，知道市民不滿的原因後，為免失去更多民意基礎，數十人舉辦了道歉行動。

這種「計劃—實施—再調整—再實施」的快速循環，是大規模抗議活動中少見的現象。

二 · 新聞觸覺

年輕一代借助先進的科技，減少傳播假新聞的風險。大量訊息在此期間迅速廣泛傳播，他們力圖區分虛假或誤導性資訊，在分享資訊前「核查事實」（fact check），例如網上謠傳大量解放軍正進入香港，警告示威者必須於6月12日下午離開。網上有人連忙指出該影片不是實時拍攝的，影片中的畫面顯示為晴天，而當天下午正在下雨。

隨著大量資訊傳播，年輕一代已經變得熟練，會主動詢問消息來源，習慣先核實消息才發放，減少誤傳謠言。

三 · 協作解難能力

示威者分工合作，集合衆人經驗，分享心得，共同解決難題。持續溝通帶動羣體協作，並藉着社交媒體交流，以解決問題。以海外登報爲例，許多網民參與撰寫廣告、設計廣告、翻譯文稿和與各國報社溝通。正常來說，登報需時一週以上，然而示威者兩天內已經籌得足夠資金，成功登報。這顯示出示威者的溝通能力。

示威者的團隊合作精神，令抗爭手法不斷改進。例如在街頭上，示威者會互相保護，阻止路人拍攝示威者容貌，以免留下可能被用來起訴的證據。他們因爲共同目標而互相信任，並會尊重其他示威者的行動。

四 · 語言技能 - 兩文三語

示威者以廣東話創作口號，往往運用押韻和同音字（例如「毅進制」），展示出創意，加強感染力。同時，他們以普通話向內地遊客呼喊口號，期望取得支持；亦因英文較易向外國人傳播訊息，而製作大量英文宣傳品，以及為新聞影片配上字幕。大量多語宣傳品使示威者訴求明確，有助引起國際關注。

限制：

但是這種新模式有其限制，包括缺乏代表和難以控制。

一 · 缺乏代表

示威群眾沒有具認受性的代表。如果政府意圖與示威者溝通，官員就不能單獨與一小群代表交談，否則該代表會立即遭到群眾質疑。故此，即使示威者的訴求明確，官民協商卻相當困難。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的學生代表參加閉門會議。 然而，學生代表批評政府沒有誠意，因為邀請並沒有會議議程，也沒有提及會議的時間和地點。 學生代表強調示威沒有「大台」，學生代表不能代表所有示威者。

二 · 難以控制

示威者難以取得共識，從而快速應變。龐大的人群意願難以一致，無法統一地行動。在沒有領導者的情況下，沒有決策機制可以發號施令，示威者亦不一定願意服從，故此行動往往膠着。然而，人群的反應無法預測，一些突發的局部事件，容易引發連鎖效應，令局勢急轉直下。

6月21日晚上，逾萬人聚集在香港警察總部外，群眾沒有就留守與否達成共識。約晚上11點30分，黃之鋒提出在群眾中進行公投，但遭到群眾拒絕。由此可見，示威者只可以自行作出決定，行動無法清晰地完結。

來源：LIHKG討論區（連登），2019年6月21日

後話：

事情還未有完結跡象，這種新型示威模式還在不斷發展，未知結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