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紀念會上提出，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他又讚揚香港同胞長期以來關心支持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積極貢獻，希望香港同胞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再立新功。習近平主席的講話在兩岸三地引起了不少迴響，亦令我們重新思考香港在兩岸和平統一過程中應扮演的角色。回想《基本法》起草期間，大量專家學者用上多年時間，才完成一部針對香港實際情況的《基本法》，讓「一國兩制」在香港得以落實。台灣的現實情況跟回歸前的香港並不相同；在探討「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時，香港的經驗不能照搬，但可以借鑑。

中國單一制的特點

中國的學者和官員經常強調中國是單一制的國家。要探討「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實踐，必須先了解中國單一制的特點，以及單一制在「一國兩制」設計中的意義。在單一制下，只有一部憲法，它的效力遍及中國領土範圍，包括各省、縣、市、自治區以及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性文件，而中國憲法是《基本法》的政治和法律依據。

單一制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已清楚表明的：主權治權不能分開，即特別行政區的主權屬於中央，治權也是源於中央。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是實質的：例如行政長官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於《基本法》有最終的解釋權等。所以，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時，主權和治權不能互相分離。

「一國兩制」在台灣實踐的挑戰

參照香港的經驗，要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各方須深入商討和解決的主要憲制問題包括：特別行政區的創制權、台灣基本法的制訂權和解釋權、中國憲法在台灣的適用性、台灣政府首長和主要官員的產生和任命、武裝力量存在的形式等。當中，哪些權力由台灣行使、兩岸在哪些層面上體現統一的精神，必須釐清。

按單一制的觀念，在實現和平統一後，台灣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全部是由中央政府授予的，不存在任何由台方保留的「剩餘權力」。另方面，「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實現形式必須適應台灣的地緣因素、政治體制發展以及台灣同胞的身份認同，以做到習近平主席的承諾：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照顧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充分保障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和合法權益。

「一國兩制」的構想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和廣闊的想像空間；各方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和互諒互讓的精神，凝聚智慧，發揮創意，聚同化異，一定可以設計出一套既能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又得到台灣同胞歡迎和支持的兩岸和平統一方案。

香港「一國兩制」的參考價值

既然台灣的現實情況有別於香港，那麼香港的「一國兩制」對台灣有甚麼參考價值呢? 第一，《基本法》將「一國兩制」的內涵具體化。《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各方的參與，讓中央和港人充分理解對方的關注和考慮，通過擬定雙方接受的條文，保證雙方的目標得以落實。台灣和平統一的問題既然同樣要用「一國兩制」去解決，自可參考香港制訂《基本法》的經驗。

第二，在香港《基本法》起草時，「一國兩制」是全新的構想，史無前例，因此起草委員會不可能全面預視實踐中可能出現的矛盾。今天，「一國兩制」在香港已實行了二十多年；香港的實踐經驗，對台灣方案的設計具有寶貴的參考價值，可以減少「摸著石頭過河」的風險。

「一國兩制」是富有創意和靈活性的安排，它照顧了中國的歷史條件和現實情況，求同存異地實現國家的統一。「一國兩制」不但令香港維持原有制度的優勢和國際性，亦令中國政治制度的內涵更加豐富。不少內地法學學者認為，《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豐富了中國憲法的內涵和靈活性。更有學者指出，由於中央政府透過修改憲法成立特區，並以《基本法》而不是行政或政治命令去劃定高度自治權的範圍，所以特別行政區的出現，已令中國的國家制度，由原來簡單的單一制演化為一種特別的或複合的單一制。

 「一國兩制」能否成功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是信心問題。香港的回歸，是中英雙方談判的結果；香港人即使對「一國兩制」未有充分信心，亦必須接受回歸的事實。台灣的情況不同：要爭取台灣同胞支持「一國兩制」、和平統一，首先要令他們對「一國兩制」有信心。台灣同胞對「一國兩制」抱有不少疑問，而香港的正面和反面的經驗，都是他們參考的指標。「一國兩制」為香港創造了不少優勢，但它的實踐面對着不少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挑戰。要令台灣同胞有信心接受「一國兩制」，我們不但要實事求是地承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並非完美，更要以耐心和智慧，解決「一國兩制」在發展中出現的問題。

(原文刊於 2019年2月9日《信報‎》信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