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園主席羅范椒芬將於本月底離任，政府已委任查毅超為下屆科技園主席；社會非常關注新接班人如何領導香港的創科旗艦再創高峰。

此外，中港兩地的創科資金流通，亦有突破性進展。去年，24名港區的中科院院士聯署致函國家主席習近平，得到中央的重視，批出資金給予香港的實驗室及技術研究中心，為實現內地科研項目經費過境安排作出重要一步。另外，財政司司長在2018年的財政預算案中，預留500億元作支援創科發展，當中有100億元會向創新及科技基金（「基金」）注資，以支援應用研發的工作。

創科只強調投入 欠成效評估

香港政府的創科發展一直強調資源投入，創科的商業化及產出卻得不到應有的關注，更遑論評估創科的成效。本文將探討香港創新及科技的績效指標及藍圖規劃，透過了解外國的創科政策，以供香港參考。

2017年發表的《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報告》（「委員會報告」），提出一系列建議及訂立9項創科的關鍵績效指標。指標範圍包括：多項研發開支比例、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初創企業的數目、創科設施數目及創科界的就業人數等。惟這些宏觀性指標都缺乏量度創科的產出、效益及成效。這些都是投入的指標，香港現是欠缺制定明確的產出指標，用作評估扶持創科產業公帑的成效。

參考海外的例子，南韓及芬蘭等創科較為成熟的國家，均有為創科發展定立清晰的產出指標。芬蘭的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olicy review列出了12項產出指標；而南韓的Main Science & Technology Indicators for Korea亦列出了10項產出指標。

港高科技產品出口 10年跌逾6成

除了一般的學術文獻及專利指標，芬蘭的產出指標更包括了專利發明者的國際化程度、新科技發明及產品的銷售額佔整體企業的銷售額、專利及技術的海外收益及創科企業參與非技術創新活動（包括組織及市場推廣創新）的比例。上述的指標反映，他們十分重視創科與商業活動的連結性及技術國際收支（Technology Balance of Payments）的狀況。然而，制定香港的績效指標卻沒有考慮到這些產出指標，使現時創科指標處於「只問投入、不問產出」的狀態。

針對着技術國際收支平衡，統計處科技統計組在2013年分析了此課題；可惜公開的數據非常籠統，並未能估算香港在技術貿易及研發活動出口的收益。事實上，在商品貿易方面，港產高科技產品本地出口總值由2002年的210億港元，下跌了64.3%至2012年的75億港元，估計近年也沒有重大起色（政府近年已沒有再公告有關數字）。然而，大部分出口總值的跌幅發生在2007年後，反映政府在2006年成立的5所研發中心，以推動研發成果商品化及技術轉移為目標，並未為港產高科技產品出口帶來顯著的增加。

就政府資助的研發項目而言，以「基金」核下的「支援計劃」為主導，截至2018年2月，「支援計劃」核准的資助金額達86億，佔「基金」的整體撥款62%。就「基金」的項目管理，審計署在2013年考核了其下「支援計劃」。在已有的評估結果下，近100%的項目圓滿完成，卻少於20%的項目達致不同程度商品化。然而，在2016年，署方作出數項改善項目評估架構的措施，包括調整提交項目的交付表格限期，到項目完成後的二至五年、及利用電子化系統提交表格以取代過去傳真收發表格。前者可更有效監測項目商品化情況，而後者反映署方的行政落後狀況，令人驚訝。

加入「產出」指標 促科研商品化

科研最終的成果必然是商品利潤化，以至廣泛地在社會上應用，為回應「委員會報告」的9項績效指標，我們建議要加入市場導向的整體「產出」創科政策績效指標：包括科研銷售額的佔比、專利及技術的海外收益、創科企業參與非技術創新活動的比例及專利發明者的國際多樣化（表一）。

前兩者反映科研成果的商業程度，香港本地市場需求細少，科研產出必須面向海外才有望突圍而出。至於第3項，創科企業參與非技術創新活動的比例，要求企業要將營運範圍推展到非技術創新活動，嘗試開闢科研需求。最後一項是專利發明者的國際多樣化，透過發明者國際化程度（不同國籍及所屬院校），量度科研人才的集群效應。

政府的資助研發項目計劃，已有既定審批框架，惟我們建議創科局可調高科研商品化及知識產權相關的審批比重，令中、下游的科研項目更着重商品化元素。以「支援計劃」平台及合作項目為例，現時商品化在申請計劃的審批中，只佔審批框架比重的16%，而知識產權和利益分配亦只有8%。就着資助研發項目計劃，在表二中，我們同時建議局方加入市場導向相關的「產出」績效指標。

除了創新及科技的績效指標，一套有遠見的藍圖規劃，也顯示政府對銳意改革創科產業的決心。毫無疑問，創科產業需要土地、基建、人才及資金，但制定創科產業藍圖亦要涵蓋本地科研技術的比較優勢。這可使業界更準確掌握市場定位，加快實現科研成果。

港創科政策 應效韓科學化定向

南韓的第5個科學及科技未來藍圖，透過趨勢分析及大數據為本的網絡分析，去找出未來發展時，社會所遇到的主要問題及需要。從而再選定24個創科範疇，透過問卷訪問國內外的專家學者，預測國內外在各個創科範疇到達引爆點（Tipping point）的年份，以了解國內技術在國際間的優勢。報告整理了267個未來科技範疇的評分及資料，包括技術規範、重要性、國內外技術實現的年期及政府相應的扶助政策。

香港創新科技的現有政策，傾斜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4大範疇」），當中欠缺如南韓的藍圖發展。早在1999年，由田長霖教授帶領的創新科技委員會，指出香港應發展的重點科技領域為先進電子、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製造技術、中醫藥的生物科技、多媒體技術及材料技術等，明顯與現政府提及的4大範疇不同。香港政府創科政策的發展重點，回歸後在不同特首領導下不斷調整，主要是政府對創科沒有一套科學化的決策機制；政策沒有持續性，令市場無所適從。因此，政府不單要提供資金去扶助4大範疇的創科產業，也要實證地顯示香港創科在全球和地區的比較競爭優勢，以能更有效的為香港創科業界領航。

撰文 : 

羅祥國 香港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顧問及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政策研究計劃主任
陳雅彥 香港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原文刊於 2018年6月20日《香港經濟日報‎》評論版)